深圳律师刑事辩护的看法（深圳市刑事辩护律师）

刑事辩护，即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更是良心活。没有精湛的技术、健康的体魄，没有道德底线，刑事辩护律师很容易“力不从心”，甚至从天使变成魔鬼。

刑事辩护是技术活

不仅仅需要熟读法律书籍通过司法考试，而且需要跟着“师父”实习年余，还要懂得如何会见如何发问如何调查如何质证。“纸上得来终觉浅”，《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甚至海量的司法解释、司法案例都在“纸上”，办理好刑事案件需要“手熟”。“南毒王”惠君琦律师每年办理的案件90%都是毒品案件，这样坚持二三十年必然是“百战精兵”。技术娴熟，这才能办完案件“小高兴一下”，如同韦小宝“大功告成，亲一个”。

一些律师认为知名律师不应该办案太多，让我想起“大老板”汉光武帝——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劝他休息，光武帝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对于“乐此不彼（疲）”的律师而言，办案就是享受。

刑事辩护也是体力活

惠东大火案我们连续开庭6个小时，深圳特大诈骗案案光询问被告人都是满满一上午，律师“肾好”才能甚好。至于凌晨开车3个小时去广州机场搭乘去无锡的航班，凌晨开车6个小时去茂名办案，这都是“开灯出门，开灯进门”。律师身体不好，如何去排队会见去排队阅卷？律师身体不好，如何遭受办案人员刁难时“不生气不赌气”从容面对？律师身体不好，如何熬夜看卷宗，第二天精神抖擞与人“斗智斗勇”？去年十几位律师猝死，最年轻的的不过29岁，可想而知律师工作之艰辛。

当年明月说朱元璋是“劳模”，黎明即起忙到夜深，其实刑事辩护律师也是如此。谁都想学举重若轻的司马懿，结果绝大部分辩护律师都成了事必躬亲的诸葛亮。我经常在办案之余去享受当地的美景美食美文，其实也是释放压力恢复元气。

刑事辩护还是良心活 正如康德所言，“在我上着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律师不仅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道德，还有“分清善恶”的伦理道德。一些律师用“职业道德”为自己良知丧失辩解，其实很苍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不仅关系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乃至生死，更关系受害人（被害人）的仇怨，故不可不慎。

对于有受害人（被害人）的刑事辩护案件，我向来很谨慎，以免自己从“帮忙”变成“帮闲”甚至“帮凶”。一些律师为了帮被告人开脱罪责，竟然向受害人泼脏水，甚至认为证据确凿的恶性杀人案、纵火案也要帮他们脱罪，让我很不齿。虽说纳粹战犯、日本战犯也需要辩护律师，但这些辩护律师何曾使用过“过失杀人”、“弹钢琴习惯”等类卑劣借口？即使政治无道德，但法律却有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是反抗强权反抗不法戕害我很敬佩，如果是“二次伤害”甚至杀人凶手变成律师“大营救”对象甚至“自带干粮”服务对象，虽然我也象鲁迅一样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对这种伦理道德沦丧我很不屑。

我曾放弃过惠州某绑架小孩撕票案，道德律令是我不能突破的底线，何况我“不差案件”。曾办理过某制造贩卖2.6万斤死猪肉案件，虽然无罪辩护争取到1年刑期，但内心我确实很伤痛。去年办理某持刀杀人案“手段极其残忍”就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判处有期徒刑，拿到判决书我也有些愧疚。助理还说，余律师，法庭上你可是振振有词坚持无罪辩护。法庭上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甚至认为律师对检察院狠一点，检察院就会对侦查机关紧一点，侦查机关办案就会规范一点，法院判决就会公平公正一点，中国法治就会进步一点——其实我内心满目苍夷。国人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与对真善的追求，没有宗教信仰的调剂，对法律的无限追求会不会走向撒旦？ 刑事辩护律师，需要法律的理性，也需要人的良知与人性，这才是法律人。“让无辜者免受冤屈，让有罪者罚当其罪”，辩护律师只能让白色还原为白色，而不能颠倒黑白。否则律师就沦为“讼师”乃至“讼棍”，客观上损害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学来了泰西的法律精神，却放弃了传统的道德指引，也放弃了泰西的宗教意识，是福是祸？律师不代表正义，只代表争议，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上帝？

余安平，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暨刑事部副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律师学院讲师团成员、惠州市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咨询专家库专家、惠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惠州市惠州市律师协会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惠州市“七五”普法讲师团成员。余律师还是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睿信毒品犯罪辩护研究院专家委员，崇尚“技术辩护”与“审前辩护”，办理了大量不批捕、不起诉、撤回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无罪判决和改变罪名轻判的成功案例。

余律师办案之余著作颇丰，大量文章被南方日报、信息时报、宁波日报与中国律师、中国律师网等发布，还参与编写了《惠民一家的法律生活》（海南出版社）、《软法之治的乡土实践》（中国出版集团）、《经济犯罪有效辩护实务经验谈》（知识产权出版社）等著作，单独出版了《三十而律》（光明日报出版社），待出版《技术辩护三十六讲》、《烟雨三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