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找劳动法律师，宏大丰富的文献,波澜壮阔的党史故事

作者：夏斌

百年党史宏大丰富，档案文献浩瀚繁杂。没有深厚的功力，很难在梳理和阐释时做到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本期读书周刊封面对第19期“解放书单”的首本书《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做深度访谈。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精心选取党史上的100个（组）重大事件，辅以近400幅历史图片，前后接续、点面结合，生动呈现了我们党所走过的百年征程。

在梳理“大历史”的同时，该书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革命英烈、时代英雄、先进模范和普通劳动者的感人故事。

这套大部头的“简明百年党史”见事见人见精神，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大众读本的通俗，普通人读来不感其深，专业人员看后不觉其浅。各取所需的背后，是作者李颖20年磨一剑的积淀与努力。

缺失的第11条

读书周刊：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遭遇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扰乃至破坏。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也缺失了第11条的内容。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权威党史著作均未涉及。您为何要在新书第一章对此展开梳理、分析？

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经历了至少50个百年，但恐怕没有哪个百年能像我们党所走过的百年征程这样，带来如此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变。

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评价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这颗革命火种的生命力异常蓬勃，很快就燃遍了神州大地，给近代以来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回顾建党百年历程，从中共一大讲起显然是合适的。但要讲得有角度、有新意，并不容易。今天，中共一大的直接或间接当事人大都不在人世了，一大纲领中第11条缺失的问题也越来越难以找到直接佐证材料。我希望通过这次梳理和研究，可以让这一“悬案”早日有新的突破。

读书周刊：第11条为何会“遗漏”？

李颖：目前，人们看到的一大纲领主要来自两个版本：

一个是俄文版。1957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其中有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该件共15条内容，其中有第11条标号，但注明“遗漏”字样，无具体内容。

另一个是英文版。经对照，其与俄文版内容基本相同，仅具体文字稍有出入。同标为15条，其中第10条后直接为第12条。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陆续有学者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对第11条缺失的原因，也有过争论：

一是“遗漏说”；

二是“技术错误说”，“可能是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10条以后排错了”；

三是“删除说”或“抹掉说”，如“可能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或“草案中有，定稿时或翻译时由于某种原因抹掉了”；

四是“搁置说”，即“由于一大召开仓促、时间紧急、环境危险，代表们未能最终达成一致，因而被搁置”。

读书周刊：从现有研究来看，第11条可能是讲什么内容？

李颖：根据一大其他文件、同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和中共一大后的革命活动等，学者们对缺失内容给出了不同的推断：

比如，关于党的宣传工作。

从行文上看，第9条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第10条是组织工作，第12条是地方委员会的财务等要受监督，唯独没有专条谈宣传。这与一大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情况不符，与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精神不符。因此，有人推断这一条可能说的是党的宣传方针、计划和政策，但比较具体、秘密，所以不便公开。

又如，有关中共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但一大纲领中目前没有看到专门的条款来谈这个问题，估计第11条涉及了这方面内容。后来之所以被抹掉，是因为一年后我们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又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联合，为了不致造成言行矛盾，故而删去相关内容。

再如，有关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共初创时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纲领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和条款，唯独中共一大纲领写的是“联合第三国际”。这似乎与当时的惯例不符。可能原来有类似的条款，但后来被人抹去了，以免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攻击的口实。

常读常新的“古田会议”

读书周刊：书中还提到，中共五大有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我们党一贯重视纪律监督，为何要到建党几年后才成立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

李颖：应该说，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还均设有“纪律”一章。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

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与必然产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50多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筹集经费。同时，由于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且机构精干，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一大，但不久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我们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以及大革命的到来，我们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相对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面临考验。此外，大量共产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任职。他们时刻面临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制造白色恐怖等危急情况下，出现了脱党和叛党投敌等现象。这一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读书周刊：近年来，古田会议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一次红军的代表大会，却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永放光芒”的背后，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颖：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核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撰写《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的时候，重读古田会议决议，仍禁不住惊叹它的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充满人性，惊叹它对党和军队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惊叹它常读常新的生命力。

比如，关于个人主义，决议提出了三条应对措施：一是“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二是“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三是“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观条件”。

对于党员开会没有兴趣这样的具体问题，决议从大到小、事无巨细地提出了纠正方法，如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主席对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要去喝止他，而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家，成立新的议题。

古田会议召开时，红军面临的外部环境极其艰苦恶劣，内部思想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内部争论，决议没有生硬地打击，而是坚持循循善诱，视角始终面向基层，官兵中重视兵的作用，阶层上强调青年和妇女，贯穿了一种温暖人心、贴近群众的人文关怀。

同时，古田会议决议虽然是我们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但通篇都是易于理解的白话文，摒弃了以往正式文件中惯用的晦涩书面语言，收起了板着面孔训人的姿态；决议提出的纠正方法，不是强行灌输式的，而是灵活多样、新鲜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在读起来，还是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延安

读书周刊：延安时期可以说是百年党史中的一个“高光”时刻。1938年，印度援华医疗队员看到崎岖山路上一队队奔向延安的人流时不禁赞叹：“这简直是奇迹！”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怎样的细节？

李颖：当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的近30个县。不过，当时的延安城里，找不到一栋好房子，日军的飞机时不时飞临上空。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到延安去”。

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有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有的来自沦陷区，还有来自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他们中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还有新闻记者、律师、科学家、医生、教员等，许多人在赴延安前就已经是名人、名家了。

许多人一到延安，立刻被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天地所吸引、所震撼。摄影家吴印咸后来回忆：“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读书周刊：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打着回忆、研究的幌子贩卖一些歪曲言论，试图污蔑和诋毁老一辈革命家。作为党史文献研究者，您觉得应该如何予以抵制和反驳？

李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挖掘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范的时代价值，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我们既要正面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业绩、思想理论，也要大力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更好地发挥澄清事实、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参加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诞辰纪念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概括和评价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范，号召全党同志以他们为榜样和楷模。

我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征程中形成的崇高精神风范，主要表现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勤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开拓创新的领导魄力、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清正廉洁的道德操守、勤于学习的优秀品格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党的性质，代表了党的形象。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要有一个核心

读书周刊：从50多人发展到9100万党员，我们党何以能凝聚全民族最优秀分子，拥有全民族最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李颖：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将“一盘散沙”组织起来，我认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回望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受风险和考验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基所在。

二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恩格斯这里所讲的党，特指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正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中共七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到十九大，分别阐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实践依据、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理论特色，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从而有力引领承载着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三是具有强大执政能力。

领导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特别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步调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四是厚植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任何时候，只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我们党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

五是拥有高素质干部队伍。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聚集了一大批中坚分子，这是重要的人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六是强筑广泛的基层组织。

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是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推进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七是永葆自我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并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特别是，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严明纪律规矩、深化标本兼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读书周刊：在“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的进程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并维护这个核心的权威为什么显得尤其重要？

李颖：维护权威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强调，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并维护这个核心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说过，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当前，我们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条件下，处在改革全面深化、发展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治国理政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要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心思聚焦在干事创业上，把智慧凝聚在破解难题上，把精力集中在狠抓落实上，把本领体现在促进发展上。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增强信心、勠力同心，越需要保持忧患意识、增强斗争精神。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