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后犯罪的多吗吗，最高检 非羁押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 林平

今年以来，检察机关采取非羁押措施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判处实刑8.3万余人。12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首批5起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披露这一数据时指出，对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是否判处实刑应以罪行本身严重程度为标准。

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捕率、不诉率以及诉前羁押率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全国检察机关不捕率为29.9%，同比增加7.4个百分点；不起诉率为15.0%，同比增加1.9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49.7%，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

苗生明介绍，依法落实“少捕”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刑事诉讼各环节，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统一尺度、优化衔接上强化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从办案数据上看，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起点和前端，在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上做了很大努力，效果也是明显。比如，公安机关的提请逮捕率近年来逐年下降，今年1-10月提请逮捕率55.6%，较2018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有的地区则更低，如江苏今年以来提捕率29.6%，山东今年以来提捕率34.2%。

“从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对一些轻罪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就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从源头上降低了羁押率。”苗生明说。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对于不批捕、不起诉复议复核率也在逐年下降，不批捕的复议率较2018年下降1个百分点，复核率下降0.5个百分点；不起诉复议率较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复核率下降0.5个百分点，说明司法共识逐步形成。

苗生明介绍，强制措施也在逐步体现其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定位，开始形成非羁押候审以依法是否足以保障诉讼必要为标准，对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是否判处实刑以罪行本身严重程度为标准。从办案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检察机关采取非羁押措施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判处实刑8.3万余人。

典型案例显示，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间，廖某在未取得特许猎捕证的情况下，先后多次、分批设置猎套和猎夹，在重庆市开州区某山林猎捕野生动物。2020年7月30日，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对廖某涉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立案侦查，于7月31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8月31日提请批准逮捕。

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廖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情节严重，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廖某系因对其行为的违法性及其后果认识不足而实施犯罪，无其他犯罪前科，主观恶性不大；犯罪后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系边远山区务农人员，平时表现较好；本案证据已收集固定完毕，不致发生毁灭、伪造证据、串供或者逃跑等情况。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经充分评估，认为对廖某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不过，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检察机关继续关注廖某的社会危险性，确定廖某自觉遵守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能到案接受讯问。根据廖某的犯罪事实和情节，2021年1月4日，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非法狩猎罪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廖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廖某认罪服判。

与此同时，在审查逮捕环节探索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是审查逮捕的法定条件，但是如何判断还缺少客观明确的标准，导致办案人员在把握上有一定困难，易于“一捕了之”。

对此，最高检部署在北京、河北、山西等11个省（市）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试点工作，地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尝试，并运用于指导办案。

苗生明举例说，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将量化评估因素分为人身因素、犯罪因素和妨碍诉讼因素三类，细化评估项目43项，构建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型。今年以来，该院运用量化评估机制，诉前羁押率46.93%，同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

此外，对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故意实施新的犯罪，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有其他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行为的，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批准逮捕。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将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为逮捕措施1100余人。

责任编辑：蒋子文 图片编辑：沈轲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