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拱璧就学经历

1886年9月17日，王拱璧生于河南省西华县城西南八十里孝武营村（今漯河市郾城县）。家里三代八口人，茅棚、草房数间，田地六十余亩，家人常年参加劳动，是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孝武营村是个大村，王姓族大气壮，常出豪霸劣绅。王树芳就是其中突出一个，他是个秀才、讼师。王拱璧家尽管跟他是同宗，但常常受他欺压讹诈，王拱璧祖父受他气不过，脑溢血而死。王拱璧的父亲日夜苦读，四方求学，终于考取秀才。但是考中不久，就又被王树芳打了一顿，王树芳说：“有我，你别想露头，秀才打秀才，没罪！”。这时王拱璧才3岁。王拱璧母亲常教他：莫忘父仇，莫忘恶绅！

王拱璧父亲从省城开封应科考回家，带回了不少“时务”书籍。给王拱璧讲甲午战败、战败赔款，李鸿章卖国，皇帝投降等国耻。刚刚十岁的王拱璧听后悲愤异常，大骂朝政腐败。

王拱璧6岁-15岁就读于不同的私塾，跟着不同的塾师学习。

1902年，王拱璧16岁那年，县城开办新式学堂，王拱璧考中陈州府中学堂第一名。当时愿上“洋学堂”者少，学生待遇全部公费。1903年，应院试考中附生（秀才）。本来他已入新学，就不愿再参加科考，奈何父亲和师友催促，就去参加。因不注意犯了“讳”，取中第二名，被免试选入“河南大学堂”。

自从中了秀才，村民以“缙绅”待王拱璧，他也更比以前自重。开始将“国家、天下”搁到自己肩上，口中不断高唱“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过年时在书房门上写对联“豪杰无如岳忠武，秀才当学范希文”，横批“天下为家”。自号“大同人”。每逢年节、生日，或闭门反省，或离家避俗。1903年那年除夕，大家正欢度春节，他却独自跑到书房痛哭一阵，因为感到“又死去了一年”，总觉着又白过了一年，面上无光，心中有愧。

他在开封读书期间，接触到新书新报。看到东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孙中山主编的《民报》、巴黎吴稚辉主编的《新世纪》等，对救国道理理解更深一些。当时国内思想分立宪、革命两派。王拱璧拥护革命，思想激进。他认为应首先改革校政，就和同学们掀起反对某校监的风潮，并打了校监，于是被学校开除。

王拱璧回家后，将一间客房改成“阅书报室”，放置数百种新书报刊给大家看，天天给乡民和村内青年讲时事政治，讲的声泪俱下，忘记吃饭。不少乡民都说他疯了。

1907年，他21岁，母亲以死相迫，他完成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反对世俗礼教，婚礼上该穿礼服，他穿便服；不跪拜，只鞠躬。在礼堂上不该说话，他偏大讲时事。婚后他串联几位同学，一起给妻子放脚、读书。见他们夫妻还算和谐，双亲很高兴。家人典当了几亩田，凑了学费，打发王拱璧和二弟赴沪游学。

王拱璧到了上海，先是考入中国公学，因学费重，次年转入“中国体育专门学校”。目的是增强体质，投身革命。到上海不久，就经河南老乡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以身许国。而当时中国体育专门学校副校长徐一兵，他是同盟会重要会员，正是为了革命而办学。

在校期间，关注时政，与《神州日报》编辑马星驰、东京王治军等、巴黎吴稚辉等、开封王嗣筠和王晋昌等、西华黄家驹等时有联系，讨论打倒列强、反对封建等问题。曾为反对清廷借债修路开矿等丧权祸国行为，在沪报发表《告河南父老书》，号召抵制借英款修筑“浦信铁路”，并复印成传单分发河南各地。因看不惯外国人欺负华人而多次和同学痛打外国警察。

因经费告急，王拱璧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2、在同盟会的工作

1910年，王拱璧24岁，离开了上海，回到家乡。马上就去开封与同盟会组织取得联系。和另外两名同学在邓州（今邓县）做地下工作，以州立蚕桑中学为据点，他和同学都是学校教员。王拱璧担任军事教练兼战时指挥，教百余名青年军事技术。他的同学负责制造炸药。当时邓州的州官和城防管带都是满人。王拱璧计划刺杀州官和管带，在襄阳集结举事，形成武装。但是刺杀州官失败了，州官加紧了防范。后来被蚕桑中学的一校董告密，事情败露。州官预谋逮捕他们，幸亏另一校董掩护，悄悄送他们出城，才幸免一难。

1911年，王拱璧回乡后，被同盟会派到西华县城工作，任县巡警教练所教练员。学员有两百余名，都是青年，配备枪支，王拱璧暗喜：这是革命起事的难得力量。他不辞劳累，起早贪黑地训练青年，并从中发展同盟会会员二十多人。组织又派他去西华县小学堂当校长，他在校宣传革命，并把体育课改成了练兵操！又发展了同盟会会员十多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全国震动，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倒台。

当时西华小组也急匆匆地响应革命，然而因谋划不周，乱作一团，白白牺牲了同盟会成员数人，起义也没能成功。王拱璧内心很受挫。

这年春节回家，王拱璧动员乡亲们，废除满清礼制，先是砸了村内寺庙里的“万岁牌”。随后赶走“僧官”，收回庙产，又筹集资金修了新式学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凡原盟员皆称为老党员。王拱璧接到命令去开封省党部集中，被安排职务为省党部文娱干事。

任职还不到两个月，就看到不少老党员向督署要官，党部领导皆予以支持。党纪飞驰，政风腐败，人民疾苦，无人过问。老党员们私下议论纷纷，个别人大着担子提意见，也总是碰壁。

当时的中国，北有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南有孙中山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相对立。孙中山为避免内战，辞职让位。一些国民党骨干转移到南方继续闹革命，但更多的党员，尤其是上层，认为推翻满清，革命已经结束了。王拱璧一时陷入了茫然。

比他小8岁的毛泽东，此时已经18岁了。此前毛泽东在学校里听到革命党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演说，热血沸腾，跑去参加湖南革命军当了半年兵。随着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妥协，毛泽东退出军队又重新找学校读书。

王拱璧脱离了国民党，开始教书育人。1912-1915年，相继在不同的学校教了三年音乐和体育课。在同学林伯襄、万仞千筹办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讲体育和音乐课。去省立高级师范教体育和音乐。去省一中教音乐课，还自己创作歌曲，鼓动青年救国救民。

3、赴日留学

1915年5月，袁世凯签署了日本提出的灭华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大国耻。王拱璧听闻后，自己跑到亭子后面，痛哭一场。

虽然推翻了清廷，实行共和，但是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列强瓜分中国；自己家乡地主恶霸横行，村民跑到开封找他哭诉。国耻民恨横在心头，王拱璧实在难以安心教书。好友任白涛在东京留学，多次来信劝他也去，于是他辞去教职，去北京参加教育部留学考试。

1916年夏天，30岁的王拱璧去北京参加教育部留日研究生考试。考前有人劝告他向教育部主管部员行贿，他不愿意，结果未被录取。他愤而返乡，向友人借贷一笔钱，于严冬风雪中，一个人跑到日本找任白涛。呆了一段时间，经费无着，只好听劝，回国再考。第二次考试前，在饭店宴请了教育部有关官员，果真灵验，考了第一名。办了手续，再去东京。

王拱璧赴日的动机，名义上是留学，实际是深入虎穴，观察敌情，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看到日本侵华政策加紧推进，身为华夏男儿，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到了日本后，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报了个名，就马上与热心国事的华人取得联系。他不相信学术救国，因此学业敷衍，大部分时间在校外活动。

当时有三千余人在东京留学，王拱璧被推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河南分会的会长。这正合他意。日本特务常常跟踪他，他在日本期间，多次搬家、改名。1917年周恩来也在东京求学，当时他们这些进步的留日学生，周末常去王拱璧住的地方相聚晤谈。

因为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5月9日承认。因此全国每逢“五九”前后，都要发动一次反日爱国运动。

王拱璧在日期间，多次组织反日爱国游行。每次都在街上与军警厮打几十回合，他的武器就是一只铁藜手仗。每次都有三五十人受伤、被捕。但王拱璧只受过一次轻伤。

王拱璧在日本参加完“五七”反日游行，都会被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派回国，参加全国青年“五月运动”。1918年他被派往上海、开封、济南、青岛等地搞活动，抵制日货。1919年被派到上海声援“五四运动”。

日本很重视对华舆论宣传工作。当时日本垄断了中国新闻界，杜塞日本东方社和共同社新闻稿在中国报刊泛滥。中国没有像样的自办通讯社，全国大小报社90%都采用这两家的新闻稿。此外，日本还在中国各大城市发行中文报十来家；日文、英文报二十多家。这就像强盗劫人先塞嘴，让你有口难言，只能听他说。

1919年，王拱璧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前，先和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做了谋划，针对日本在华的新闻宣传做斗争。到了上海后，和上海学生一起制定《对日帝新闻政策斗争大纲》，和各大报刊去谈判，在《救国日报》发表《告报界书》，呼吁报界不接受日本两大社的稿件。发表《最毒之日货》一文，指出日本效仿德国，以新闻政策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挑拨我南北、颠倒我是非，污蔑我文明，堕落我社会，当拓殖倭种之先锋，作推销日货之利器，宣传其根本亡我之策。粉饰其不敢告人之政，皆此项新闻政策唯一之使命也。我国人尚不惜印刷以传之，金钱以购之，宁非大可痛心事耶”？

又联系工会，呼吁印刷工人不排印日本通讯社的稿件。到6月中旬，终于，日本两大社的发稿不见踪迹了。但是不久，两大社又改头换面，仍然在中国新闻界作祟。

东京皇城门外靖国神社有一个展览馆，专门陈列日本对外侵略的战利品。王拱璧先后5次去参观，将日本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侵占青岛途中抢劫去的三百九十余中脏物一一密记下来，披露在《东游挥汗录》一书里，这是配合“五四”运动写的书，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这本书1919年9出版后，大卖，不到两个月就发行了17版。在上海再版，一次印25万册，很快就销完。

这时期的王拱璧，因为长期参加斗争，生活极不安定，工作紧张，睡眠不足，以致积劳成疾，痛苦异常。忍者病痛的折磨，他写就《东游挥汗录》。来不及治病休息，他又一口气写了《河南人民当头大祸》的小册子。揭露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其侵略的触角已经从青岛伸到了河南，要在郑州、周口开商埠，日本浪人、红裙队已经开始在“中州福地”招摇过市，要河南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奋起自卫。

他抽时续写《东游挥汗录》，完成四篇《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日帝共荣圈的范围》、《再谈日帝对华政策》、《黄祸在日本不在中国》。由于媚日军阀的阻挠，这些文章未能发表。

1919年底他返回东京，一是结束学业；二是就医治病。在医院就医期间接到家里电报，告知父亲病故，匆匆忙忙回到家乡安葬父亲。

4、乡村自治试验

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令人悲愤。东西列强在一战后，集结远东，像饿狼一样争夺中国这块肥肉。日本准备鲸吞整个中国。国内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是封建基础并未动摇。军阀们，各据一方，你争我夺，互相仇杀，兴风作浪。对外与帝国主义勾结，做侵略者的鹰犬；对内与地主、土匪、流氓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广大农村路断人稀、颓垣断壁，到处是死气沉沉，苍凉满目！

王拱璧回到家乡安葬父亲，看到乡亲们都在煎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乡亲们热切地对他说：不要走了，管管家里的事吧！

1920年，王拱璧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教育专业毕业归国，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如果到政府里去，是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但王拱璧决定留在家乡，开展“青年自治试验区”，改造旧乡村。

这个时期，王拱璧并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救国道路。他承认第三国际是最大的进步的政治组织，觉得“阶级斗争”还不尽适合中国，倾向着巴枯宁们（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武者小路实笃们（日本）的新村运动。

武者小路实笃，在一战爆发后，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创作了两部反战主题的剧本《他的妹妹》和《一个青年的梦》。鲁迅在1919年把后者译成中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1918年武者小路实笃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所提倡的新村运动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和文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毛泽东曾拜访周作人，希望更深了解新村的情况，蔡和森、瞿秋白等知识分子都曾接受武者小路新村的主张，企图通过新村计划，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李大钊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实验给予高度评价：“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

王拱璧在日本留学期间，慕名去拜访过武者小路实笃，实地考察了“第一新村”，而且，归国后，仍与武者小路实笃保持联系。

总之，王拱璧的思想中有一个着力点，就是改革社会先从基层着手。

（1）组织成立政治团体——“素社”，作为领导机构

王拱璧认识到，要脚踏实地地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就必须联络志同道合者共谋其事，于是他邀请有为青年作骨干，由他和省高师毕业生朱瑞廷、葛非，青年长工张铁生，本家王书义，成立五人乡村自治政治团体“素社”，作为领导机构。

“素社”的宗旨和信条，是把农村建设成“人人会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这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里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完全一致的。有关农村改革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都事先在“素社”进行研究和讨论，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贯彻实施。“社会问题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为基础进行研讨。对教育以‘有教无类’、‘天下为公’为主旨，深入研究”。以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政”和将农村建设成“互助共享之区域社会”、“经济组织”作为指导思想，指导乡村建设，并创办了不定期的《绿野》刊物，发表研究成果，指导乡村自治和乡村教育改革。

“素社”对于各地出现的乡村建设团体的工作也有点点滴滴的评论。比如认为晏阳初们的“定县平民教育”是在贩卖美式生活；认为江友渔、查良钊们“善人桥新村”是资产阶级的巧开心；河北米迪刚父子的“翟城村自治”仍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陶行知、赵叔愚们的晓庄乡教只谈教、不谈政，是没有出路的。至于王拱璧曾经求教过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理论，是在逃避现实。

（2）开会调动村民积极性，建立新制

建设新村，离不开一个计划。王拱璧首先组织召开了一个村民座谈会，参会人员有：青年、老年、知识分子，大约五十人。中农成分居多，也有二三地富。大家提出很多建议，比如：改组村事务所、改组保卫组织、遏制匪徒豪霸、减轻租息、组织青年自治会、改良学校、息讼禁烟、治理河渠、妇女放脚等十几条。王拱璧据此编制了建村计划。并召开村民大会，通过了建村计划。此举带动村民情绪高涨。

（3）改组村事务所、建立青年自治会，以移风易俗

孝武营原是旧制编村，大小七个村属于一个主村，孝武营为主村。由于村事务所多年没给村民办什么好事，早已失去了威信，形同虚设。王拱璧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其进行改组，把三里以内的砖桥、三里桥、冷饭店和谭庄等四个村子编在一起，仍以孝武营为主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村委会作为村务办事机构，王拱璧被推为主委，另设正、副村长各一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包括邻近村庄 2000多户的青年自治会。自治会成员不限成分，以一户为一个会员成员。通过选举产生了自治会领导，宣布孝武营改名为青年村（至今仍沿用此村名，曾先后属河南省西华县、郾城县，今属漯河市召陵区）。自治会的作用主要是移风易俗，开拓农村新风尚。青年自治会制定了“六不”会规：不留发辫、不缠脚、不娶缠脚妇女为妻、不纳妾、不吸鸦片烟、不赌博。自治会设有调解委员会，为息争息讼，团结生产，开展了大量工作。如村里有张姓两家，因争墙界结下积怨，二十年互不来往；还有王姓一家与邻家为争一棵树而打架伤人，打了十多年的官司也不得结果。像这类“清官难断”的纷争，都经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终于解决了。

此外，自治会通过户口调查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镇压了村上匪盗 2人。对一些不务正业、无田地财产者宣告管制，对其进行借地、帮工或强迫贷款劳动等区别对待，这类人计有赌棍、烟犯 20 余人，诈骗者 4 人，流氓 4 人，邪道3 人，“讼师”1 人，目的是“使村人都有劳动门径”。青年村的封建习惯经改良后大为改观，1924 年 7 月，《新中州报》记者前往访问时看到的是：“全校中及青年村中，无一吸水烟者，纸烟更属绝迹，村中妇女三十以下均天足，尤为特色。”

（4）实行减租减息，以减少贫富矛盾

“生产和教育是地方自治的两大柱石，推行自治应从普及教育及增加生产入手”。只有增加生产，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才能最终达到自治的理想效果。

王拱璧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土地的集中，地主豪绅的压榨，加上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重重压在农民身上。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极为迫切。王拱璧就放下了“乌托邦”的想象，开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走的是中农路线，好人路线。重点是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

1921年，在主村实行减租减息，麦秋各半。借贷利息由原来最低月息 3 分，减为不得超过年息 2分。

表一 减租具体数目

1925年，为了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王拱璧和“素社”在青年村召集地主开会，商讨捐地归公。王拱璧提出“每家按人每口留地 5 亩，下余归村公有，然后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尽管他一再进行说服，终因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的不完全赞成而行不通。“和平土改”失败了。

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王拱璧和“素社”召开了生产座谈会，组织富有农作经验的老农、老妇和擅长手工业的农民数十人，又邀请学校老师参加，其目的是要把农民号召起来，学习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式，鼓励农民增加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又发动农民整理坑塘 50 余亩，分别用于养鱼、种莲、种苇，增进农村副业的发展。

（5）累进征收公费

即按地亩多少，逐级累进征收村上公益事业的费用。土地多者多交，土地少者少交，对贫困户适当照顾。凡保卫、护青、水利、福利等费用以及办学的费用，都是如此征收。为了扶持贫农，还采取无息贷款买地租地和缺粮补助的办法，这样就使地主感到地多不利，不得不舍去一些，如地主王铭灿、王喜云、方桃等就多次卖地，于是地主的收入逐年减少，贫农都多少获得一些田地。

（6）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保卫团

保卫团是在青年自治会下建立的农民自治武装。集合本村壮丁，学打靶、习拳棒，农暇时由拳师和王拱璧上课，积极操练。白天务农，夜间输流防守。

团员 40 余人，多为中、贫农青年，武器只有刀矛。保卫团不仅是保卫组织，也是实施建村计划的骨干力量。

1923 年夏，河南军阀赵倜兵败过境，其他村庄均遭劫掠，保卫团合击了残害乡民的赵倜残部……，敌被击毙四人，全连溃散。缴获枪械、子弹、赃款，马匹一部，保卫团无一人伤亡，青年村不仅安然无恙，还解除了部分残兵的武器，武装了村保卫团。不久，王拱璧因早知冯玉祥部不扰民，又率村保卫团救护冯玉祥部于冷饭店村。

数年间，该组织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诚如北京《晨报》所说，青年村“五六年来，大小股匪均未敢犯，尚有邻近数十村，联合互助，均赖保存”。

除了以上的做法外，王拱璧大力推进改良社会事业，联合附近农村，设读书会、演说会、同业会、贩卖团、毽子团、音乐团、劝学团、扑灭害虫队、新剧团、灯谜社。王拱璧和“素社”还对建村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适时的检查，并予以及时改进。比如发现减租减息中，有佃、主私自通融和高利转贷者；妇女放脚不甚彻底，这些问题逐渐被发现以后，均被改进实施办法。

（7）成立青年公学

民国初年的“教育救国论”者热情倡导教育，积极投身教育。国民教育被视为民主共和大厦建设的基本设施，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极其普遍。

1919 年 2 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他号召青年、知识阶层去开发农村，“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运用教育去解除农民的愚暗。余家菊在 1919 年《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乡村教育之危机》一文，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他指出，我国传统教育只重视城市，乡村除设一两所小学外，基本等于没有，这种畸形发展的事实，是中国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黄炎培从普及职业教育的角度出发，也论述了乡村教育在普及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各地的大、中、小学，特别是中学，各自根据实际进行改革试验，蔚然成风。

河南因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教育文化发展迟缓于沿海各省。王拱璧刚回到家乡时，全县教育为劣绅、学棍把持，腐败不堪。私塾四百多所，多是土豪劣绅俱乐部，而新式小学只有两三个，也是支离破碎，不成样子。

一些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把王拱璧兴办私立青年公学的这段史实，称为 20 年代河南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这比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早了整整 7 年。

1920 年 10 月 9 日，王拱璧将其父于民国二年（1913 年）创办的本村“崇实小学堂”改名为私立青年公学，成为全省第一个“农教合一”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学校，实行“农教合一”的新教育体制，探索乡村自治建设和普及农村教育的具体道路。青年公学在办学形式上打破常规和传统学制，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而办学。

举全村之力办学。在穷乡僻壤白手起家创办私立学校谈何容易！王拱璧深知此举的艰难，因此，他身体力行，带头捐助。青年公学创办之初，他首先捐地32亩，捐粮4000斤，捐钱300元，自家祖居的宅院也全部捐献给学校，后又捐出自己兼任西华县教育局长的两年薪俸和自己多年购置的1000余册中外图书杂志。同时，他动员本村开明绅士王道济捐出部分房宅和土地。1922年夏，王拱璧赴省城开封募集到500元，其二弟王陵南又协助募捐到800元。此外，村自治会还带领村民和学生到各村扒神拆庙，将扒下的砖瓦木料运回学校作扩建校舍之用。由于王拱璧的身体力行，捐资办学的义举深得村民的拥护，所以教师和教学用房，全部是村民们自己动手建造起来的。到1924年，新盖校舍90余间，还添置了一部分图书仪器，开辟了12亩运动场地，建造了 14 亩农林实验园地，教学的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根据乡村人才培养需要而设立班级和课程。为了适应乡村自治实验的实际需要，又增设夏令学校和中学部，夏令学校招收体育、音乐师资短训班，为期半年，两期共培训70余人，毕业后分任各村小学体育、音乐老师；中学部初中班50人，成为河南省最早的农村中学之一。1923年后陆续设立初中3个年级6个教学班。1925年8月，青年公学增设五年制师范科1个班，学生40余人。

青年公学经过王拱璧几年的潜心经营，逐步发展壮大，设置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妇女部、职业高等补习部和师范部等，共开办教学班 24 班次，多层次，多形势的办学体系增强了办学活力，青年公学学生、学员很快发展到 760 人。

农民补习部是将不识字的农民青年组成农民夜校识字班，进行扫除文盲教育，听课农民常有五六十人。1921 年增设职业高等补习班，招收农村知识青年及塾师50 人，学期半年，培养农村初级小学的教师、校长和村治干部。

因认为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不合科学的精神，太支离，太抽象，所以青年公学的教师讲课自编教材，内容以优良小学训练标准或项目作参考，又增加一些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内容。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经常带领学生到田间、果园、铁木工厂和社会上进行直观教学。

按产业多寡收缴学费。王拱璧主张青年公学实施按产业多寡收缴学费，即对没有家产的贫穷农家子弟和各种补习班的学生免收学费，对其他学生的学费，则视其家产的多寡而定。据《晨报》所载《介绍青年公学》一文所说：“除补习科及没产业者不收学费，此外所有小学部高级、初级，一律按产业多少为收费标准。高级每亩每年收费 1 角，至 60 亩为止，即至多年费 6 元。初级每亩每年收费 50 文，至百亩为止，即至多年费 5000文。两级女生都照前数减收半额。”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有入学机会，青年公学确实成为“众人之学”。

乡村办学与乡村自治紧密结合。王拱璧为青年公学设计了铜制圆形的校徽，蓝底青天，周围是金黄色的麦穗烘托，代表农业、农村和农民；中间是一个艺术化的“众”字，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之意。

在王拱璧看来，要改造旧农村，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基本素质，而提高村民素质的基本途径就是实施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幼的普及教育。这一任务的实现，青年公学有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王拱璧在制定道德规范和做人标准时，总是把对学生的要求和对村民的要求相提并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王拱璧以劳动、健康为中心，编写‘好人’手册，作为学生和村民的训练标准。例如他提倡普及大众教育时，提出“人人爱劳动，人人爱学习”，要求村民和学生一样，都要做到“爱新村，爱农活，爱公务，爱读书”，“要增产，要节约，要团结，要防灾；不缠足，不赌博，不上告，不骄傲”。由此可知，青年公学实际上就是青年村自治的核心。

乡村办学与农副业生产紧密结合，“农教合一”的教育思想。王拱璧认为中等学校，首应注重健康与劳动生产的体育、服务人群的德育，及世界知识学术工具的智育。普及教育一定不能防碍生产，主张青年公学中小学生应适当参加一些生产劳动，通过生产实践学习掌握一定的农林业基础知识，增强学生的体力，增加创收，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在时间上组织上应该灵活，以适应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不图形式，因陋就简。

青年公学设有十个管理部门，排在前面的是劳动工作部、农林种植部，其职能是指导和安排学生在农林试验场从事作物栽培和种桑养蚕活动。设师生农林试验场一处桑园二处，种湖桑六百余株，以为改良本地养蚕之预备，并约请富于农业经验者为农事顾问，讲述改良农作、养畜、蔬果、林业、养蚕、养蜂、磨粉、制饴、木工、铁工、漆工、种瓜、裁缝、烹调等实践知识与技能，王拱璧带领师生自己动手，栽培农作物，植桑养蚕，还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农村植树造林，修桥修路，整治坑塘等公益事业。这些措施使学生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掌握了实际劳动技能，从而成为农村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因此，青年公学实际上成了发展农村生产、繁荣农村经济的核心。

实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大教育”。乡村办学与移风易俗、反帝爱国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在青年公学的办学实践过程中，王拱璧已经认识到教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把教育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和解决，决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他在办学过程中，时时处处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大教育”的思想。

1922 年，青年公学曾联合本县几所学校广泛开展校外教育活动，内容主要是宣传反帝反封建，推行爱国自治，形式是分区包干，组织巡回演讲。如青年公学组织的宣传小分队，“利用课余、假日、节日，四处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剪辫放脚、扒庙伐神、劝学息讼等。学校周围的村庄只要一唱戏，校长王拱璧就登台作反帝、反封建迷信、剪辫放脚的演说宣传。常常是校长在台上讲，男女学生在台下见长辫就剪，见姑娘就劝说放脚。”王拱璧还创作了《缠足痛》歌曲，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哀婉伤感，诉说女子缠脚“缠断了筋骨，缠烂了血肉，倒犯了国法，倒受了耻辱，想想女儿有多苦”的悲痛心情。当时邻村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孝武营，真转窝，男剪辫，女放脚”。青年村农家办丧事，不披麻戴孝，而是戴黑纱，行鞠躬礼。这在当时中原一带，都是广为传颂的新鲜事。

王拱璧在乡村教育改革实践中，特别强调青年公学师生和村民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到当时的社会革命洪流中去。在王拱璧感染和带动下，青年公学和青年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对五卅惨案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并立即采取各种积极的行动，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这是王拱璧主张并实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大教育”所取得的显著效果。

1923年，黄炎培、晏阳初、朱其慧、李廉方、余同甲等先后来到青年村参观考察。1924年国家教育部颁给王拱璧二等金质奖章，河南省政府颁给青年公学“惠嘉青年”匾额。同年10月美国、日本两国学者先后到校参观者3人，且与王拱璧等座谈乡村教育、农民运动，对王拱璧办学精神大加赞扬。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教育界对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1924年10 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河南开封举行的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乡村小学宜注重农事实习案》和《催促农村教育案》。各地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社团于此时不断涌现，有关的言论、呼声渐趋高涨。这时，一些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教育社团和教育家们，才逐渐把办学的视野由城市扩大到广阔的农村。而此时，王拱璧所领导的乡村教育实验，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

1952年从青年中学考上了南京大学地理系，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郭来喜回忆说，他初中毕业考上了青年中学的高中部，读书期间，早晨参加歌话剧团排练剧目，上午上四节课，下午挤出两节课去为农民讲课，另两节课补下午二节缺课，晚上在油灯下自习。在学校的生活过得紧紧张张，很有规律。王校长为高一学生上政治课，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热爱劳动的教育，讲政治经济学。寒暑假他参加王校长倡导的青年中学宣传队活动，为农民演出新编河南梆子、越调和歌话剧。在班主任、语文老师、音乐体育老师的指导下，郭来喜作为校学生会宣传干事、歌话剧团团长，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编写剧本，到全县各乡镇去演出。宣传队获得了几十面奖旗，挂满学校会议室。学生们除了给乡亲们宣讲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讲破除迷信、消除疾病、防止灾害的科普知识，边干边学，充实提高自己。1951年秋，高中部的几位同学被王校长安排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郭来喜当了商水县魏集区土改队长，后又被区长指定当区长秘书，连春节都在土改前线度过。1952年3月，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生源不足，于是郭来喜他们这些高中生提前一学期毕业参加高考。由于他们参加土改脱学一个学期，又提前一学期毕业，因为大家都十分用功，恶补功课。8月份，全班18位同学，15位考取大学，3为考取专科。这是青年中学高中部第一届考入大学的学生，为王校长创办的农民学校争了光！郭来喜在工作单位非常优秀，受过多种嘉奖。

（8）青年村的村治实验终结

王拱璧 1920—1926 年在家乡农村推行乡村自治改革，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与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1920年，中国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国长期处于军阀的纷争、格局和混战之中。军阀混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农民赋税加重。官僚军阀趁混战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集中现象越来越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兵祸加上天灾，1920年，河南等五方五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余万人。1921年河南等省发大水，灾民980万人。中国农村已经破败不堪，濒临绝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各种探讨。王拱璧的村治试验是一种自救。他不是像武者小路实笃那样，带一二十人、寻一片荒地、建立一个共同劳动、财产公有的新村，而是立足中国的现实社会。这时的王拱璧深信：要改造中国，就要从改造旧农村开始，去创造新农村，走乡村自治改革的路子。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兵荒马乱的河南，处在封建军阀赵倜统治之下，要保卫并治理一方乐土异常艰难。王拱璧所领导的青年村的村治实验好景不长。

1926 年 3 月，驻守河南的国民二军败退，河南全省重新陷入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黑暗统治之下，白色恐怖遍及中原大地。

1926 年 9 月 16 日，土匪溃兵二千余众袭攻青年村，村里只有枪械数十支，民团百余名，仓促迎敌，并放求救号炮，力战多时，击仆匪类人马不少。终因寡不敌众，被大股步匪攻进西口，村内渐渐不支，匪众进村烧杀掳掠，无所不至。在战斗中，保卫团副团长王俊德等 6 人阵亡，村民及寄居者被杀 20余人，民房和校舍 200 余间被烧毁，财务损失无法计算。王拱璧心力交瘁，不得不携眷到省城教书去了。乡村自治实验最终失败了。

5、在省城教书

1929 年王拱璧被河南大学聘为教授，讲授乡村教育、农村社会学、农村问题三门课，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提出平均地权，却没有具体实施办法。对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土地法，王拱璧表示极度的怀疑，认为照这种方法去做，三十年五十年也不会平均地权，而苏联的土地政策和出版物，在中国北方见不到。当时关于农村问题的课程各院校均居冷门。由于资料缺乏，从事教学研究，比较吃力，尤其土地问题。王拱璧就根据他收集的资料，结合老李卜克内西和河西太一郎等对于土地政策如国有、公营的观点自编讲义，指出中国土地集中的危害与土地革命的必要。在农村问题教学和研究中，王拱璧逐渐形成自己“在农业上扎根立脚，在工业上开花结果”的重农思想。这一时期，他写成 4 万多字的论著《农村服务经验谈》。由于王拱璧的授课深受学生的好评，所教这三门课虽然是选修课，来听他课的学生却越来越多。

因思想和活动的激进，1935年，王拱璧与稽文甫、王毅斋一同被河南大学反动当局以思想左倾的罪名解除教授职务。

1936 年，林伯襄约王拱璧到河南省教育款产管理处工作。由于革命军北伐的冲击，农村的变化急剧，在北方，发展很不平衡，早就想作农村调查，苦于没有机会的王拱璧，正好趁河大解聘之机得以实现，他深入鄂北、豫南农村，调查研究土地和农村建设问题，共调查了 730 个自然村，收集了大量资料。最后选出 100 个自然村的资料，撰写出约 6 万多字的《豫南百村》。

1937 年，全家西迁镇平。

1939 年，携眷由陕入川，任西昌禁烟监运所长。对西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写成《西昌建设方案》，在成都报刊上发表。写《肃清私烟与打倒帝国主义》在西康报上发表。

1940 年，在成都写成《川康一斑及宁属问题》。

1942 年春，回青年村，将青年公学改为青年中学。写《河南灾况目睹记》一文，寄至重庆《大公报》，《大公报》派记者到河南调查后，发表评论《看重庆念中原》，遭国民政府停刊三日。

1943 年秋，日军袭击青年村。

1945 年春，八路军在河南开辟根据地，王拱璧配合八路军作了大量工作。

1946 年，共产党员张学六、孙占远在青年中学被捕，由王拱璧保释出狱。

1948年冬，共产党人民政府号召参军参干，王拱璧动员全校师生，为革命输送军政干部一百七十余名，多数锻炼成长为优秀之县级以上干部。

1949 年，青年村改属商水县。青年公学由私立改为商水二中，王拱璧仍任校长。县政府委任王拱璧为“县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1951 年，被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不久，任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

1961 年，以“辛亥革命老人”的名义赴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1976 年，病故于郑州。

资料来源：

1. 窦克武. 王拱璧文集[M].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2. 黄耀丽. 从民主革命志士到乡村教育家——王拱璧研究[D]. 河南大学, 2007.

3. 郭来喜.深深缅怀 无限敬仰——纪念孙中山追随者、中原乡村教育奠基人王拱璧.王拱璧研究和学习资料汇编.王拱璧研究会编,201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