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源刑事辩护找律师，讼谓相告以罪名者

作者：法学博士 马建红

在孔子的职业生涯中，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鲁国大司寇，其依法断狱理讼的职守，多少与孔子惯常主张的克己复礼、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有些冲突。不过，孔子对此却不以为意，且对自己处理案件、解决纷争的能力颇为自信，《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认为自己“在审理裁断案件方面，和别人也是一样的”，只是“我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们之间不再有争讼发生”。很显然，孔子并不和普通司法官吏一样，仅仅满足于一个个具体案件的解决，而是他怀有更宏伟的理想，那就是通过礼乐仁义的德政与教化，以实现一个人人有君子之风的、礼让不争的和谐社会。

在这里，孔子只是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他的职业理想，可到了“独尊儒术”的后世，他的“无讼”主张，却成了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和衡量为官者政绩的依据。在民间，它要求民众以忍让为美德，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厌讼、贱讼心理，人们以争讼为耻，即便在遭遇一些损害和不公时，也是“冤死不告状”，能忍则忍，不能忍要强忍；在官府，则以各种手段来调解息讼、禁止民讼，因为讼事的多寡已成为衡量社会治乱的标志。

因此，在各种警世铭文中，充斥着各种对世人“不论其是非”的劝诫，而对争讼正面价值加以肯定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不过，清代曾历任上杭、罗源知县，也是著名辨伪学者的崔述，就曾著文为争讼“正名”。

现代法史学者杨鸿烈先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曾给予崔述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最富于历史实证的精神”。在该书中，杨先生大段引述了崔述有关争讼的文章，这在一片“无讼是求”的喧嚣中，为“争讼有理”赢得了一席之地。

崔述在《争论》中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争，是一种“必至之势”，古之圣人“知其然”，所以并不反对或指责这种“争”，最多只是要区分争讼者的是非曲直而已，“曲则罪之，直则原之”，其结果是使人人竞做正直之人，而不愿为邪曲之事，“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所以圣人之“不禁争”，反而能达到“禁争”的目的。他认为，作为一个人，以“让”来自勉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人因其“不让”来指责他，则断不可，因为我们不能强求他人的礼让或善行。崔述的这种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因为一个人能做到“让”，这只是表明他个人的一种美德，如果他“不让”，则是他的本分，别人以此来指责他，是毫无道理的。

如果说崔述在《争论》中，是在为普遍的“争”，寻求一种通常的意义和价值的话，他的《讼论》，则可以说是在专门为“争讼”进行辩护了。他在文中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故《传》曰：‘饮食必有讼。’柳子厚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听命焉。’讼之来也久矣！”这有史实为证：在古代唐虞这样的美好时代，尧舜还得解决诸侯之间的讼事；鲁叔孙昭子这样的贤大夫，亦不可能做到无讼。而且对于争讼，圣人的态度是不反对不责难，即便是贤人也并不避忌讳言。只是发展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好言黄老，才出现了因不与人讼而“博长厚之美名者”。及至唐、宋已降，则有一些为士之人，他们自己凭藉门户的庇荫，不为市井小儿所侮，却对其他争讼者鄙薄以待，使得那些听讼之吏以此为借口，认为争讼者都是好事之徒，遂对其“怒之责之，而不为理”。由此而形成了古人贱讼、厌讼、息讼、禁讼的心理。

崔述认为争讼是一种正常人情人性的表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方有争，若另一方甘心让与，自然无事；假如另一方“不甘于让”，则必然产生诉讼。现实社会中，“争而甘于让者”，只有那些贤者或孤弱之人。按照他的分析，人世间有些事是当让也能让的，而有些事则是不当让也不能让的：“所争者非一人之得失，则不当让；让之而争者不已，让之而争者得逞，人皆从而效之，则亦不能终让，故虽贤与孤弱者亦不能尽无讼也。”对于为政者来说，理应站在那些常陵于不肖的“贤者”、受陵于豪强的“孤弱者”一边，但一些时候官府却“不许之讼”，于是长此以往，老百姓可能就真的不再争讼了。

从崔述的分析来看，争讼是有人类、有私财以来即产生的正常现象，通过争讼，人们可以辨别是非曲直，回归公道，并使社会复归于原有的秩序与和谐，进而达到“无争”。这个过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儒家礼让的道德说教，也不是对争讼的刻意打压，而是理讼者对公平正义的持守、对礼乐政刑的精准把握、对诉讼技艺的精当运用，而这才是实现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