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口找重婚罪辩护律师，什么是妇女解放

什么叫妇女解放啊？

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是不禁娼的，旧中国据粗略统计，全国上下大大小小有一万家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那时候的人，似乎并不太以卖淫嫖娼为耻。例如当时的上海租界，曾经举办过一种花国选美，娼妓们浓妆艳抹，公然登台，争芳斗艳，夺冠者美其名曰大总统，而且还登报宣扬，其张扬程度令人咋舌。

而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更是两院一堂的夜生活聚集地，所谓两院一堂是指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那个年代，政客教授文人墨客，常常是相约着一起光顾声色烟花之地。看到这，你能想象一本正经的高知青年下班后到底去干嘛了吗？比如说民国时期的北大教授辜鸿铭，他对男女之事的观念开放程度放在今天，肯定是要被女权万点暴击的。现在胆子大的海王可能还会说说，女人如衣服不还不舒服，而教授就更甚了，他说的可是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吧。文艺青年徐志摩也是民国时期一大嫖客，徐志摩不但去红灯区，而且还把自己去红灯区的事，一五一十告诉自己的老婆。实在是个奇葩。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写信给老婆陆小曼，原文如下：“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窑子就是民国时期的妓院，此行的友人还有胡适，懂的都懂。所谓再不去了，四个月后徐志摩就食言了。

那么问题来了，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当时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后面陆续涌现的新时代青年为何也没有推动妇女解放呢？

有一种说法，娼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行业。最早是石器时代就有的原始交易。中华文明自有记载以来，这种原始交易也始终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的说法，指的就是汉朝、唐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当时人们的乐子就是吃吃喝喝，诗酒女人。诗人杜甫还为自己的春宵一夜写过不少诗，比如这篇《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看几个三五好友带着姑娘玩的很是文艺。

后来程朱理学盛行，中国文化开始疯狂重视女性的贞操，但是理学这种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它往往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皮肉交易仍然是风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此书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阿姆斯特丹。

到了民国时期，青楼风依然公然地刮着。风尘圈甚至有“先为妓，后为妻”的说法，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男人娶娼妓为妻为妾，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辛亥革命带来了新思想毕竟革命是目的，打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些革命纲领都没有包括所谓妇女解放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压根就没有想过要禁娼。而一些革命党人，比如陈其美，本身就是当年江湖上的知名嫖客。这些人当然就不会热衷于禁娼这种事了。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的，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使得旧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更严重的是，民国跟清朝以及之前的古代社会一样，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注：民国法律虽然规定实行一夫一妻，但民国二十年院字第六四七号解释”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二十年院字第七三五号解释”称“妾虽为现民法所不规定，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公共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依民法第一一二三第三项之规定，应视为家属”。即纳妾不算重婚），有钱人娶N房姨太太，而穷苦屌丝则一辈子打光棍。在这种背景下，所有既得利益者都默许了娼业的存在。还有一个令民国政府难以下决心禁娼的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征税是政府的一大财源。也因此国民政府会给“公娼”发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

要消灭这种社会文明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皮肉生涯以户口的悲惨现象，唯有改变社会形态，进行真正的革命，铲除娼妓滋生的土壤才做得到。

早在1927年，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就提出了著名的“四权理论”,认为女子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宏观把握,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主要标志。在文中毛泽东将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具体化为“四权”压迫,在阶级分析中纳入了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作了更加全面深刻的揭示。四权理论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妇女存在方式的透彻分析与把握的理论结果，从此找到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接轨点,为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随着南昌起义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党的妇女解放事业也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苏维埃中央政府首先从根本大法上保障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打破了“四权”（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枷锁，让苏区妇女成为了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地位。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了苏区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特别重视妇女代表的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在1933年8月训令各级苏维埃要保障25%的劳动妇女当选，在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都达到了这个要求，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甚至超过60%。各级党政机关还强调“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加入政权机关工作。1933年，瑞金沙洲坝办起了一所女子大学，培训了一大批劳动妇女，并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尤其是在“二苏”大会上，有17位女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2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了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苏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获得人身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以长冈乡为例，丈夫骂老婆的少了，老婆骂丈夫的多起来了。虽然离婚事件增多了，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妇女的觉醒，体现了家庭中夫妻关系正在积极调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毛泽东称赞道：“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苏区的丢失，党和红军进行长征，妇女解放的事业也暂时失败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的理想才真正得以才全国范围实现。

1949年11月21日晚8时许，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此举震动全国，由此引领全国各地展开关闭妓院的社会改造浪潮。

除了关闭妓院，对妓女的改造也是当务之急，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对于从业妓女，政府为她们开设文化课，提高其思想觉悟，同时让她们参加劳动，以利于她们改掉好吃懒做的恶习。经过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劳动和培训改造，至1950年6月底，被收容的1000多名妓女全部走出教养院。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刚半年,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即颁布实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体现了党对妇女解放事业的重视。1950年的婚姻法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征。除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外,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内容也被纳入其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千年来的娼妓制度和一夫多妻制度被彻底终结，妇女迎来了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