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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命运之手突然重重推了一下，他们身后平日看起来坚实、安全的土地，瞬间裂变为无形的“深谷”，令其与家人深深跌落。

2020年年底，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3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是家属一开始获得的赔偿。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饿了么最终给予韩某家属60万元抚恤金。但对于韩某的遗孀王某来说，未来依然充满忧虑：家里只有她一人挣钱，两个儿子读书每年都需要两三万元；65岁的公婆每月养老保险只有200多元……

2020年5月27日，54岁的家政服务员孟华在北京一雇主家打扫卫生，不慎从凳子上跌落受伤，到医院一查股骨头摔成三截。出了事，家政公司不管，雇主也不管。反复找了家政公司多次，最后老板给1000元了事……

虽然从事的工作不同，但韩某与孟华在我国就业政策统计口径中有一个共同身份：灵活就业人员。根据权威统计，全国2亿左右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他们一旦因工伤亡，后续救治、抚恤、赔偿等保障力度不够，会陷入各种维权纠纷，令个人与家庭遭遇不可承受之重。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接受记者采访称，将抓紧填补新业态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空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具体政策办法将适时推出。

约四成城镇就业人口没有工伤保险

外卖骑手、个体小店老板、装修工、保洁人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大量在城市里辛苦奔波的劳动者，构成了灵活就业从业人员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长期关注灵活就业群体，他分析我国灵活就业规模大，主要与两个“中国特色”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这个群体大多是非正规的灵活就业；二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发展迅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就业形态人数快速增长。

韩某、孟华没有工伤保险并非个例。根据现行政策，2亿左右灵活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无法加入工伤保险。

人社部在对一份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答复中曾分析，新业态重新定义了工作和就业，劳动用工去雇主化、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征愈发明显。这对于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来说，意味着巨大挑战。

很多外卖骑手是通过蜂鸟众包平台得到工作机会的。记者尝试在韩某所属的蜂鸟众包注册，发现如果要成为该平台的骑手，须阅读3个相关协议和承诺书。其中，《蜂鸟众包用户协议》的一项特别提示明确表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

据了解，按照多地现行政策，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个人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但是无法参加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出事的几率有多大？

无法参加工伤保险，但工作中出现的意外伤亡却防不胜防。

快递、外卖行业的工伤风险有多高？可以参考的是，在现行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表中，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将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为一类至八类，其中道路运输业被归为五类，风险较高。

尤其是意外交通风险，一直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痛点。有调查显示，43．32％的快递小哥有时会遇到交通安全问题，10．87％的一直以来都有交通安全问题。

不仅仅是数据显示风险，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意识到，偶然发生的事故概率并不像所认为的那么低，风险或许就近在眼前。

李龙仁在山西太原做美团外卖骑手，每天在路上最担心的就是出交通事故。一次，一辆突如其来的电动车把他撞倒在地，看看双方都没啥大事，他顾不上理论立马爬起来就走了：“还着急送外卖呢，不然误了单还得赔钱。”

孟庆松是济南一位兼职网约车司机，近两年一直在晚上接单。“其实夜间工作心里挺没底的。特别是遇到雨雪天气或醉酒、面相凶狠的乘客，吓得心怦怦跳。如果能够有一份保险，至少对家人有个安慰。”他说。

“雇主让我登高擦玻璃，结果摔伤了也不负责，就象征性给了几千块钱营养费。”做保洁的孟华无奈地说。

孟华算了算损失：“花5．5万元医药费，回老家通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了2万多元，剩下的3万多元全都是自己掏的。关键还耽误了半年工作，起码又损失了四五万块钱。前前后后等于一年没干活。”

艰难的维权之路

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发生工伤，就常常会与单位、保险公司等发生纠纷，维权过程往往漫长、艰辛。

“武汉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去年5月事件发生后，骑手家属拒绝公司提出的赔偿方案，提出工伤认定。双方协商不成，家属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去年11月，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家属的请求被驳回。

受伤员工与用工单位发生工伤纠纷的重要争议，就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梳理发现，如果骑手在平台注册成为一名众包员，法院通常认定双方并未就形成劳动关系达成合意，骑手的诉求也被驳回。

人社部在2019年9月份对一份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中答复，平台企业与平台从业人员之间呈现出灵活、复杂的用工特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当前仲裁、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意见均不统一。

外卖、快递人员工伤纠纷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员工受到伤害时，是否处于工作场地、工作岗位、工作时间。与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劳动者相比，平台从业人员通过在App上自主接单等方式承接工作任务，工作自主性大、工作时间自由，这也为工伤认定增加了复杂性。

制度性改善如何推进？

“新业态下，一些劳动者的‘工具性’被放大，而作为人的安全需要被挤压。”郑秉文说。

近几年，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已引起主管部门高度关注。在部委层面调查、论证的同时，地方层面的试点已在不断探索突破。

一种试点思路是，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今年1月份，广东出台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首次将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据了解，这项政策预计惠及人群超过300万人。

另一种地方试点是江苏南通、吴江、太仓等地采取的模式，通过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方式建立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障。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应系统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工伤保险的政策体系。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莉表示，在共享平台用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建议按使用单位、平台和劳动者个人各缴一部分方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问题；在司法层面可对共享经济网络平台和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成立条件，明确边界、统一标准，便于劳动者和用工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来源： 哈尔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