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能找关系吗，刑事案件必须找关系

刑事案件找关系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的。笔者也就这个话题曾多次谈过。今日想结合具体案例专门作一篇文章再谈谈。

为什么刑事案件“找关系”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何在？

原因一：中国的法治还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完全成熟，与国外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有人以为，中国传统上还是人情、人治社会，难以建立有效的法治系统和机制。笔者常反驳，如果讲自古以来，那如今的许多东西便是自古没有的，抛开物质的巨大变革不说，就说许多观念也古今异轨，比如古代是男子三妻四妾，女子在古代社会地位很低，男女是不平等的。如今呢？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虽然法治这个东西（当然，现代法治的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和保护民众的权利与自由）古代很匮乏，甚至跟现在不太一样。但说到底也是一种观念和理念，如何不可能“时变势变”呢？更何况目前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也形成了比较普遍的法治共识，最高层也在大力推动。如果纵向比较，中国的法治的确是大大的进步了（不信诸位可以比较一下，如今的许多法律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比如行政诉讼，即民告官，而且胜诉率还不低）。至于说要达到或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属于横向比较，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过，要说中国目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恐怕也鲜有人如此认同。那么问题就来了，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无非是法治和人治，那中国目前不是完全的法治国家，当然还会有人治的残余。所谓人治，就是依赖人的意志，换句话说，也就是权力至上、长官领导至上。正因为有人治的残余，找关系或许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到底是法大还是人大？

说两个笔者最近耳闻目睹的身边案例，保真率接近99%。

一个最近的事。湖北某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这个官不小，很多地方是三把手，仅次于书记和政府首脑，关键是掌握刀把子，权力很大）不知为什么有一天给当地法院的法官打电话，让法官将一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取保候审，那法官不敢不办啊，毕竟，政法委书记，这个官可比他们法院院长的级别还要高。但这个案件又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怎么办？办了就是违法甚至犯罪，自己还逃不脱关系。他想了个办法，一五一十把这位政法委书记给自己的交代录了音。

后来不久，政法委书记落马了。据说跟这个事有很大关系。

再讲另一个案例。

某次参加一个活动，其中有体制内的人参加。这位体制内的朋友说：当然，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来打招呼的人，说情的、找关系的，多的很。我们怎么办？面上都会跟他们说的好好地，回头，案子按规定该怎们办还是怎么办，我们并不会考虑这些因素。毕竟，案子出了问题，是我要负责的。那些人是不可能为我负责的。

法大还是人大？法大还是权大？

我们不否认短时间中国不可能建成发达的法治国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在中国的法治建设狂飙突进的过程中，在法治不断进步、人治越来越退步的今天，虽然人治的余孽依然存在，但也都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超出这个范围，出事是早晚的。

我们也同样期待，有一天，这种余孽完全消除。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除，从人们的观念中消除，更从人们的行为中消除，让法治成为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

原因二：国人在实践中跟法律打交道太少。

作为律师，作为法治的实践者和见证者。笔者对中国法治的进步，由衷表示感受深刻。但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国人、普通公民，他们少有这样的机会经常跟法律打交道，包括运用和实践。当人们对某种事物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时候，就会有误解产生了。误解的来源一般是什么？老印象、旧印象、既定印象。比如说，中国是什么社会？人治社会。中国的传统是怎样的？讲人情。这就是典型的老印象、旧印象、既定印象。

这个原因，笔者认为跟我们的法治宣传和教育有一定关系。长久以来，我们的法治宣传和教育，偏重于宣传法律条文，比较机械，不够生动，形式上相对匮乏。其实，大量的案例宣讲，模拟法庭等，包括庭审公开和庭审参与，都是公民近距离感受法治和法治实践的好形式。

原因三：现实当中确实存在大量以“找关系”为名的掮客，并赖以谋生。

这有点像原因一的延伸。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和需求存在，那么供给就会产生。而且这样的掮客游走于灰色甚至黑色地带，完全没有什么规制可言，胸脯一拍、海口一夸，从他们的口中，天大的事都能办到。家属和当事人需要什么，至少从他们嘴里都能得到答案，很难不让人心动。这是受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律师无法做到和满足的。

不过需要友情提示的是，这些掮客可能精通人性和人际关系学、心理学，但肯定不是精通刑事法律知识的人。这些掮客，既没有“行规”，也没有约束，一切“运作”也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切靠运气，反正到最后是当事人和家属承担一切后果。

原因四：专业的刑事律师数量不足。

事实上，中国每年的诉讼案件都是井喷式增加，但大量的诉讼案件其实是民商事类型，刑事案件永远是少数。在中国每年约一两千万件的诉讼案件中，刑事案件只有一百多万件。而中国的律师目前已达四十多万。如果让大量律师专做或者主做刑事案件，是很难解决生存问题的。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难题和市场困境。

所以大部分中国律师都是万金油律师，即有什么案件做什么，什么案件都做一点，或者属于民商事领域的律师（毕竟这一块需求更大）。专做或者主做刑事案件的律师，很少。

那这样就可能产生这么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样样通，样样松”，导致律师对某项业务的钻研不深，自然提出的意见和观点不痛不痒，很难打动办案机关，并被办案机关所采纳。二是很多律师由于并不精深刑事业务，那么反过来办案机关包括大众对律师的意见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够。甚至会形成“刑事案件请律师无用”这样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律师不是如办案机关形成了专业分工，并主做或专做某一方面的业务。这在实际上增加了专业刑事律师“隐性”的沟通和工作成本，即他们有时候要去纠正“偏见”和“既定印象”。三是由此就造成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的辩护效果当然就不尽如人意，那么对于平时办理刑事案件较少的律师而言，有时候就难免把责任推到“关系”这种微妙的、模糊的因素之中，甚至认为没有关系案件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毕竟，“关系”这种虚无缥缈、模糊难见的东西，是推卸责任和学艺不精的绝佳理由。

原因五：刑事案件结果的相对不可控。

刑事案件通常周期较长，且经历的部门和关节较多，这是不同于民商事案件或其他类型案件的特别之处。这实际上就决定了刑事案件的一大特点--案件其实可能随时有变化。因为经历的部门多，承办人的变化，法律规定的变化，案件事实的变化，都将对案件结果有很大影响。

所以刑事案件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所以法律就规定，律师不得对案件承诺结果。

刑事案件请律师能做什么？把这一个个的过程和关节做好，以争取到最终的好结果。只能也只是争取而已。

不过，对于处在台面之下的“关系”而言，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中国人找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是想找人帮忙而已。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可以理解“找关系”的人和这样的现象。但是有没有用呢？或者能用得上吗？反正，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