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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要找什么样的律师,刑辩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人员

来源: 法律常识 作者: 法律常识 时间:2022-12-07 18:06:52

——评《光明网评论员:法检系统“京考”报名遇冷,折射出什么》


2021年11月22日,光明网刊载了一篇《光明网评论员:法检系统“京考”报名遇冷,折射出什么》(以下简称“评论员文”)一文,文章称2022年度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职位“平均竞争比12:1”,而法检系统的竞争比为“开考最低限3:1”,推理出法检系统报名遇冷,进而通过“某种不明透镜”观察,折射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罪犯都能在优秀律师的无罪辩护下逃脱责任,那么谁来为公共利益辩护?谁又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买单呢?”

我注意到,针对“评论员文”的这一结论,很多律师提出光明网评论员构成了对50万律师的诋毁,应当道歉。可能是注意到这一错误结论,光明网随后也删除了相应的内容。

一、先别急着穿“秋裤”,关键是到底有没有“遇冷”

“评论员文”内容是什么呢?是“法检系统‘京考’报名遇冷”。根据我多年穿秋裤的经验,在“折射”之前,恐怕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遇冷”。如果从“3:1”和“12:1”比较大小来看,我们只能承认,确实是体育老师赢了。但是如果想要得出“遇冷”的结论,恐怕仅凭数据并不充分,因为影响数据的关键因素是报名条件的限制。这就好比找对象条件很多,想找一个北京户籍,年收入百万以上,独立,年龄在24——30岁之间,身高在190cm以上,且是双子座的男子,符合条件的人恐怕一个巴掌能数得过来。从检法系统招录的条件看,第一,学历是硕士及以上,这样本科生便不符合报名条件;第二,要求本科和硕士的专业都是法律,而其他的部门岗位是包括法律专业在内的七八个专业,报名的人数当然也就不同的;第三,要求通过司法考试,会将法律专业内部半数以上都要挡在报名的大门之外。所以,我们先不要忙着比较大小,要仔细考察是否在一个比较的基准之上,先把“千克”和“吨”这样的单位统一了再做题。

如果我们抛开基本的事实,按照心中预设的结论,生搬硬套地去论证,就会陷于形式主义的窠臼,会导致“巫师”和“跳大神的”这些行业的内卷。未经“实验室式”的论证,不能贸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法律上“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不能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法庭审判的程序,就是针对怀疑有罪的被告人,根据严谨的程序进行复杂的分析和论证。刑辩律师的职责就是从保护权利的角度,对定罪的基础是否牢靠提出质疑,运用法律思维这一种工具,追求事实的客观公允。

二、凡事拿证据来

律师经常说的一句话——你有没有证据?凡事拿证据来。这不仅是质疑预设的结论,更是质疑结论的基础,你到底有没有证据。比方说,如果你想得出“遇冷”的结论,碰到律师可能会问你是否有证据,随后给你拉一个长长的“补充侦查提纲”:

第一,调查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基数,与非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基数;调查法律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人数,与法律专业本科生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从专业、学历上判断符合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的基数的差别。

第二,调查法律专业通过司法考试人数的比例,以评估法律职业资格对报名的影响。

第三,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对求职岗位进行横向对比,尤其是大学生们是否知道什么是“案多人少”,有没有切身的体会?

第四,对历年来检法系统报名人数进行横向对比,是不是今年格外“冷”,还是职位“高冷”。

第五,请法律专业本科大一的同学,对于“如果罪犯都能在优秀律师的无罪辩护下逃脱责任,那么谁来为公共利益辩护?谁又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买单呢?”这一问题,进行判断并改错,当然这是一道送分题。

可以说,纳入我们分析事实的证据材料越多,得到的结论越接近真实情况,越有利于我们做出准确的判断。

总之,凡事拿证据来,这是律师惯用的一种思维方法,据说考古学、医学也都是这样,我们认为,进行社会学的调研也应该这样。当然,“评论员文”并不是没有证据,因为此前已有网文得出“遇冷”的结论。从律师的角度,我们的下面的工作就是评判证据是否牢靠。正如我们是否穿秋裤,是要看天气的冷不冷,而不是掀开同学们的裤腿,看人家有没有人穿秋裤一样。质疑这些传闻证据,分析它是否客观真实,也是“拿证据来”的本义。

凡事拿证据来,是众多冤案得以纠正的基础思维,是刑辩律师的法宝,比如聂树斌故意杀人案,在王书金承认杀人的情况下,如果检方还认为聂树斌是杀人真凶,那么,请拿证据来!

三、对结论的合理性的再思考

即便是通过一套系统的思维方式得出一个结论,暂时还不能称之为“结论”,需要放到现实中去“验算”,是否符合常理。如同文章得出:法科生对检法工作不感兴趣这一结论,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思考一下是否合理?法科生是否都那么“抢手”,手中同时握有多个offer而抛弃检法的工作?法律人都视法庭为法律的圣殿,是否因为工作艰辛望而却步?司法改革及整顿之后,在检法的工作环境、待遇更好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对法科生没有吸引力?

其实我们律师的工作也是这样。如果法庭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还要从事理和情理的角度再审视一遍,对于我的当事人这一结论是否妥当。比如山东辱母杀人案,面对别人侮辱母亲,儿子是否应当拔剑而起、挺身而出,法律应不应当赋予一个儿子这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辩护律师的对案件的再思考,不仅使这个儿子重获自由,而且引起了公众对于“正当防卫”的深入探讨,推动了法律对于“正当防卫”的再解释。

四、刑辩律师眼里的罪与罚

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刑事案件,控方基于自己的立场,具有较强的入罪思维,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客观公正义务的基础之上;辩方则相反,具有较强的出罪思维,但是也不能脱离于基础的案件事实。定罪与刑罚,对法律人而已,如同医生面临血淋淋的病灶一样,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辩护律师办理的虽然是一个案件,但是案件的背后可能是当事人年过八旬的老母,可能是他尚未谋面的幼子,可能是刚刚起步的事业,也可能决定爱情能否继续。来自于控方的检察官也将此概括为:你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

控辩双方虽然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但是都发生在同一场域——法律框架,作用于同一个对象——公平公正。一桩犯罪的背后不仅是罪恶,还有复杂的人性,也预示着将启动一套复杂的程序。控辩对抗的本质,是在司法制度设计的游戏规则之下,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我们律师虽不敢代言公正,但是社会公义同样是我们的目标。

“评论员文章”的观点,深深地暴露了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我们律师有“告知义务”。正如田文昌律师所言:“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

本文作者:张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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