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了具结书找律师有用吗，签了具结书找律师有用吗知乎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签署具结书时，辩护人需要“在场”。

两高三部的认罪认罚指导意见规定，辩护人除了“在场”之外，还要在具结书上签名。签名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场。

实务中，我们将这种“在场”理解为“见证”。因为“见证”才能保证有的“在场”。

至于“见证”的职责一般理解为是确认合法性、自愿性。

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引申性的理解了，因为法律的规定只是“在场”。

这个“见证”其实已经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在场”的内涵，因为刑事诉讼法中在勘验检查时使用过见证这个词，也有见证人这样的特定角色，但是此时刻没有适用“见证”，这就说明“在场”要低于“见证”的程度的。

从立法原意上来理解“在场”不需要看，不需要见证，只要“在”就行。重要的是让嫌疑人指导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就行，因为只要在场嫌疑人就有人可问，可咨询，就心里不慌。

但并不需要盯盯看，“在场”其实没有盯盯看的意思。

但是司法机关从有利于嫌疑人的角度在实践中往往向“见证”方向进行了理解把握，签字也有点见证的意思，但本质上还是对“在场”的一种确认。

正因此，“在场”可以一定程度的理解为“见证”，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理解为同意具结书的内容。

因为具结书是以嫌疑人的名义做出的认诺，是罪刑和刑罚的认可，是认罪认罚的一种书面形态，它是嫌疑人对检察机关出具的一种书面认可文书，当然文本是检察机关提供的，但只有嫌疑人签字才有效。具结书是嫌疑人给检察机关的悔过书和保证书，律师不需要悔过和保证，因此他的签字与认罪认罚的具体内容毫无关系。

因为是否犯罪只有嫌疑人知道，辩护人并不知道，是否愿意接受处罚，也是嫌疑人自己的意愿，因为接受刑罚处罚的毕竟是他本人。

所以辩护人的签字与是否同意具结书中的内容毫无关系，具结书中的内容，也就是指控的罪名、事实和量刑建议，都不需要经过辩护人的同意，只要嫌疑人的同意就行。辩护人只是从旁提供意见，如果嫌疑人心意已决，那辩护人也不能干涉。

事实上，具结书也并不是必须经过嫌疑人签字才能生效。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使用“在场”的本质含义，只要你来了就行了，签不签字并没有关系。

更加完善的规定是，辩护人应当通过签字确认其在场，但通过远程连线方式在场的，也可通过视频记录方式确认其在场，如辩护人在场但拒不签字的，检察官应该在具结书注明拒不签字的情况，并通过同步录音录像方式记录在案。

也就是核心还是“在场”，是否履行“见证”职责那是辩护人自己的事，本身也不在法律的要求之内。

连“见证”都是法律之外的额外义务，更不要说“同意”。

事实上从任何法律条款中都不能推导出“同意”的内涵来，更不应该这个没有的“同意”反而限制了独立辩护的自由。

当然这里边还有几个误区，值得说一说。

误区1：签字就是同意

一般来说好像在书面文书签字就是认可之意，这是一种习惯。

因为签字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行为，比如合同要签字，离婚协议要签字，笔录要签字，银行票据要签字，这些签字好像就是一种认可。而且有些签字都不需要同意两个字，好像就表达了同意。所以我们一般也不会轻易的签字，签字就表示一种认可，否则你为什么要签字呢？

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签字，并不表示认可，而是代表我来了，比如签到表。但是那往往是很多人都要签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其功能是签到，而不是认可，而且上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认可的内容。

但是具结书上可是有内容的，而这些内容也确实是需要认可的，但它只不过不是让辩护人认可，而是由嫌疑人认可的。

而嫌疑人签完之后，辩护人再签，那辩护人算不算是一种双重认可呢？

而且这看起来也根本不是一个签到表啊，如果这个签字不是表达认可，又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其实主要怪指导意见和具结书模版不够精细所导致的误解。

应该明确表示，辩护人应当在具结书上签字确认其到场，并在具结书辩护人的签名处明确写上，确认本人到场。

因为没有这些细节的规定，律师非常害怕因为签字就要承担同意具结书的意见，从而导致律师不敢签字，甚至不敢到场。

因为有些时候，辩护人确实不同意具结书的内容，有些甚至是无罪辩护意见，但是嫌疑人坚决想签，这就形成一种矛盾。

要么是满足了嫌疑人的诉求，那就无法满足辩护人在场的基本需求，就成了违法了。

但如果为了不违法，就无法保证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的诉讼权利，这实际上其实辩护人违法了，实际上是拒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在场职责，导致嫌疑人没有获得其应当获得的从宽待遇。

因此，签字并不等于同意，辩护人在具结书上的签字只是对到场的确认。觉得不拖地的律师，可以在签字旁著名，确认在场，不对具结书内容承担责任，或者写不同意具结书内容，也是可以的。其实法律只要求你在场就行。

误区2：量刑协商需要达成协议，所以在具结书上签字就相当于同意协商结果了。

量刑协商是要达成某种协议，最后肯定也是通过具结书体现出来的，否则嫌疑人也不可能签。

具结书不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肯定是商量好了，检察机关才会提供具结书的文本，嫌疑人才会在上边签字。

辩护人在整个量刑协商过程中是发挥重要作用的，甚至主要是辩护人在表达意见。

但是辩护人并不是量刑协商的一方主体，他很重要，但并不能拍板。他可以建议嫌疑人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却不能替嫌疑人拿主意，这个主意最后还是要有嫌疑人自己拿。

检察机关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但并不是非要采纳不可。

完全有可能是听完了，但并没有采纳。

如果嫌疑人也没有听，那就说明嫌疑人没有采纳。

当时只要检察机关和嫌疑人达成一致就可以了，这个认罪认罚就可以操作了。

辩护人并不没有一票否决权，也不需要必须同意不可。

他扮演的角色是提供参考意见。

因此，在具结书上的签字也不是在量刑协议上的签字，具结书也不是量刑协议，但本质上还是以嫌疑人名义出具的问题。

辩护人的签字不是同意，只是确认在场。

既然已经明确，辩护人在具结书上的签字只是确认在场的作用，那签字就不是在表达立场。

在法庭上发表变化意见自然的也不应受到具结书上的约束，更不要说辩护人本身就有着独立辩护权。

而且辩护人发表与具结书不同的辩护意见，并不意味着被告人改变了认罪认罚立场，从而触及到认罪认罚是否有效的问题。

除非是辩护人在发表具结书签署过程资源性和合法性存疑的问题，此时才应就认罪认罚的效力进行调查。

否则，在被告人保持态度稳定的情况下，仅因辩护人发表无罪或者罪轻意见的，无需大惊小怪，照常开庭就可以了。在认定认罪认罚成立的情况下，再审视辩护人意见的合理性。

如果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合理，及时认罪认罚是合法有效的，但也不一定要判决有罪，也就是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意见可以产生其应有的作用。

同理，如果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意见没有道理，只要不采纳就是，也不影响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利益的获得。

不能因为辩护人发表独立辩护意见给审判带来复杂性就惩罚被告人。

也不应该在搞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就要求别人提供依据。

事实上，在制止辩护人发现，在限制诉讼参与人权利的情况下，需要提供依据的应该是司法者。

虽然法官主持法庭，法庭应该尊重其权威，服从其对审理程序的安排，但应该是一种合法的安排。

如果是不合法的安排，诉讼参与人有权提出申辩，且应该有保障程序性权利的救济途径。

比如要求辩护人发表不同于具结书的意见提供法律依据时，辩护人可以回答我有独立辩护权，刑事诉讼法要求在具结书签署时我的职责只是在场，签字只是证明在场，并不代表同意具结书内容。

如果法官追问，那个文件明确表明，你的签字只是表明在场，而不是同意具结书的内容？

你可以回答，没有哪个文件规定得如此明确，但是从在场和独立辩护权可以自然推导出结论。

如果法官还要求提供依据，否则制止发言。

那就是一种不当的制止，是一种妨害诉讼权利的行为。

因为从辩护人、被告人这种个人主体的诉讼权利来说，法不禁止则自由。

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辩护人发表不同于具结书的意见，那就是可以发表。而不是不可以发表，或者是否能否发表待定。

因为法律总是有模糊的地方，总是有能不能过敢没有明确依据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求提供依据，没有明确依据，就不得形式，那就让诉讼行为变得寸步难行。

这实际上利用了法律的模糊性作为诉讼参与人的障碍。

这就将诉讼权利限定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

但这个小的空间其实不是在约束私权利的，而是在约束公权力的。公权力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私权利的法无明文规定则自由。

这是因为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民通过让渡有限的权利而获得秩序和法律保护，而不是让渡无限的权利，大量或者所剩余的权利仍然保有在公民自身手中。

因此，那些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就是公民尚未让渡的自由权利，当然可以行使而无需提供任何依据。

相反这种制止发表辩护意见的行为，这种要求提供依据的行为，才是应该提供依据的。

在这么干的时候，应该要说明制止发表辩护意见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拿不出依据来就不能制止，而不是相反。

但是现在很多情况是明明搞反了，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这一点是最应该弄清楚的。

来源：刘哲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