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区车祸官司律师哪里找，律师 调解

◆ 调解案件以民商事为主

◆ 律师调解市场尚未形成

◆ 具有专业职业实践优势

◆ 降低解纷成本法院压力

◆ 应当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斌 见习记者 张守坤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三环正大中心北塔，有一间10多平方米、墙上挂着“调解室”牌子的房间。这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成立于2017年11月，已成功调解不少矛盾纠纷。

“希望律所调解室能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机制贡献力量，这要比单纯获取经济利益有价值得多。”盈科中国区执行主任李正这样解释设立调解工作室的动因。

律所调解工作室并非盈科所独创。2017年9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支持北京等11个省（直辖市）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2018年年底，最高法、司法部下发通知将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扩大至全国。

律所愿意设立调解工作室吗？调解工作室发挥了什么作用？推广律所调解工作室有哪些阻力？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展开调查。

各地积极探索

9月17日，涉侨纠纷国浩律师调解室正式设立。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永斌说：“调解室设立之前，我们就遇到很多可以调解解决的案件。短期而言调解室可能效益有限，但长远看来，一定能够为源头化解和多元解纷作出独特贡献。”

记者梳理发现，全国31个省市区均设有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多地已出台律师调解工作办法，公布一批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名单，上海、浙江杭州等地今年已授予第二批符合资质的律所设立调解工作室。

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院院长王进喜介绍说，律所设立调解工作室是律师调解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是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现有规定，律所调解团队可以将接受当事人申请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也可以承接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律所调解工作室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不区分案件类型，进行综合性调解；另一类为涉外法律事务、知识产权等专业化调解工作室。

作为2017年最高法、司法部确立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11个省份之一，《意见》颁布后浙江即全面试行律师调解工作。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是杭州首批15家律所调解工作室之一。

圣港律所调解工作室主任钱宇峰告诉记者，律师调解几乎涵盖所有民商事纠纷（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以及行政合同、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目前收到最多的调解案件主要是民商事纠纷。

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律师张永辉介绍说，法院等分流来的案件律所不收取任何调解费用；当事人主动找上门的调解案件，收费标准比一般案件有所下调，若当事人存在经济困难等情况，还可申请减免调解服务费。

“调解工作室的案源主要是法院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等单位的引导类案件，律师调解工作室市场化运作的案源很少，或者说律师调解市场尚未形成。”钱宇峰说。

实现多方共赢

因股权纠纷，周先生将公司起诉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后，法院委托汉鼎律所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律师调解员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和双方争议焦点后，打了数十通电话释法说理，终于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张永辉介绍说，汉鼎律所调解工作室的律师均执业多年，深谙法院审判流程和法律程序，经过杭州市司法局培训上岗，对案件的裁决有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能够帮助当事人尽快化解纠纷，促进案结事了。

疫情防控期间，汉鼎律所通过浙江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调解多起纠纷，包括4起涉案数百万元的企业纠纷、涉及多个小区的数十起物业纠纷等，创造了从受理到履行完毕不到24小时成功调解一起邻里房屋纠纷的纪录，节约了司法资源，有效助力复工复产。

2019年10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将辖区内矛盾较为突出的物业管理合同纠纷案件引流到圣港律所调解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首批引流的10起案件中有4件双方自愿选择律师调解，均调解成功。圣港律所律师调解工作得到物业公司及业主的肯定。

据统计，圣港律所调解工作室2019年收到法院引导类律师调解案件227件，调解成功54件。2020年截至目前，从浙江ODR平台及一码解纠纷小程序获得引导类案件155件，等待调解19件，调解成功14件。

在钱宇峰看来，大量案件由法院等分流到律所调解工作室，除对当事人有利外，也是律所提升品牌价值和声誉的机会。能够推动律师与司法局、法院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履行法律共同体责任。

王进喜说，高效率、低成本的律师调解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有助于降低解纷成本，维护当事人商誉；有利于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进一步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既是律师和律所重要的业务来源，也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制度亟须完善

设立律所调解工作室开展律师调解并非一帆风顺。张永辉坦言，提起律师调解，很多当事人第一印象是不太信任。“一次法院指派一起交通事故调解案件，我给当事人打电话，告诉他要开展免费调解，他还以为是对方当事人的律师在欺骗他，解释了半天他才相信。”

钱宇峰深有感触地说，一些人对律所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不了解，持不信任甚至不欢迎态度，建议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信任律师调解工作。

今年7月31日成立的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设备完善，具有与法院联网的网上视频调解系统，但诚功律所主任赵清树已深感律所调解工作室运行之难。“案件调解完需经法院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才有效力，但有的地方法院不承认律所调解工作室的调解，或拒绝分派案件，或拒绝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以致律所调解室难以开展工作，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在王进喜看来，律师法应将律师主持调解明确规定为律师的业务之一，规定因此形成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司法确认，以此解决实践中律所直接接受当事人申请而进行的调解难以获得司法确认的问题。

在多年实践中，张永辉感到律所设调解室开展调解工作有一个矛盾：做好调解工作需要律师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花费更多时间，老律师比较擅长，但一个调解案件补贴往往只有三五百元。“希望增加律师调解补贴，加大对热心调解工作的律师精神上的奖励，表彰时予以倾斜。”张永辉说。

受访律师一致希望推动律师调解市场化运作，从而实现调解律师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增加收入，律所调解工作室更好地发展，律师调解发挥更大作用。

“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承办律师调解工作的律所和律师资质，对于律所、律师依法进行的调解要及时予以司法确认。还应积极开发人工智能调解程序，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律师参与调解的便利性。”王进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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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法治日报——法制网